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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集》笔记(17):二程不同

读书 2021-11-27 03:29:42

二程画像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至十四,共四卷,计语录236条,均为刘绚(字质夫)所录明道之语。

通读这些语录,最直观的感受是,明道与伊川的确是学问一家,没必要分别。

一些比较经典的论断,为伊川和朱子继承的,其实正出自明道。

比如,以礼为理,以格物之格为至,对于艮卦之重视,对于诚、敬,特别是对敬的重视,谓“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物”(即伊川“理一分殊”之说)等。均发端于明道,而伊川后来大力提倡,又经朱子发扬,成为程朱理学中十分有特色的标志。

再对比伊川的部分语录(如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似乎可以体会一些明道与伊川的区别——与其说是区别,不如说是一种传延。

与此前和一般印象不同,一般来说,明道性情舒畅,在二程之中,似乎是那位更加豁达、开放,对人对物十分温和、不吝提携,使人如沐春风的那位;而伊川,在印象中,则是死板、谨严,不通人情,非常严厉,“壁立千仞”而少有玩笑的那位。

但在《二程集》中读过明道语录,又读了一些伊川语录后,我反倒觉得,明道才是一位门户严谨,不容挑战,对于道学根本认识丝毫不会退让,原则十分清楚的人。

他虽性情和畅,但对道学却抓得十分牢靠。

反倒是伊川,其性格虽然方严,但在道学上似乎有不少活泼之处,其对门户当然扎得也很紧,但又有些灵活的空间,不似明道那般,好像有很深的危机感。

比如,明道与王荆公论道,以“塔上相轮”为比喻,说得十分活泼、形象,但言辞之间,没给荆公任何商量的余地,在对道学根本认知的问题上,明道其实是把所有对手都“赶尽杀绝”。

前文笔记反对禅学,程子谈禅一条,大段吐槽,我此前以为它可能是伊川的语录,现在来看,倒很像是明道的议论。原因在于,对于佛教之批判,明道可谓百言不烦,从内到外,从心到迹,一一批判。抓住佛教没有“义以方外”(也即佛教没有形而下之学的工夫,不能做实事)的不足,频频以佛学为非。反倒是伊川,似乎对佛学没有锱铢必较、毫不放过的意思——伊川当然也不会对佛教客气。(*关于伊川论佛,俟考)

以上是在读过一些二程语录后,竟然觉得明道比伊川更为严肃和不留情面。

此外,在谈论的话题上,明道与伊川也有一些区别。

观感上,明道所论者,以道学根本认知为多,且反复论述,实现“洗脑”。

特别是诸如道体、理、仁、诚、易、敬、义、物、天地、乾坤等,与道、理关系密切的根本理念,明道可谓谆谆教导,没有丝毫懈怠;而其传达之根本意思就是“理一无二”,“道气不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此外,明道还特别强调“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见乎德行”,也就是道学不在言语形容,而在于实际事物行动;“以敬义涵养道理”,特别强调涵养、持守,而不要“强生事”,故意“安排”,违背自然。

至于伊川,在道学本体问题的议论中,似乎与明道有明显互补的意思。

他谈到的话题,如“一”、主一、“天理人欲”对言、欲、日用等,此类词是明道所不常提及的,但在伊川那里,出现的频次更多。

而重点讲“一”、“主一”,显然像是对明道论“道”、“理”的进一步阐释,至于“日用”,更是“见乎德行”的具体延伸。所以,我觉得,伊川的议论就像是对明道之说的补充和丰富。

此外,明道更加经学,而伊川好像史学因子更重,至少比明道重。

明道并非不议论历史,但更多围绕着经书话题。如尧舜文武周孔,《论语》中孔子及孔门人物历史,论及杨墨、孟子、扬雄,也基本是围绕经学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伊川则对很多历史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探讨,如他与司马温公议论魏征与管仲之不同,与张横渠讨论古代田制,屡屡称赞诸葛孔明,在他的语录中还有杜元凯(杜预)这样典型的历史人物——这在明道身上好像不常见。一些语录中提到的苻坚、苻生、谢玄、羊祜等人,我猜大部分可能都出自伊川,而非明道。(*伊川较明道更好讨论历史,也可以作为一个小话题考证,记之备忘)

又,伊川好论史事,在《二程遗书》卷第十记录甚多,多是与张横渠的讨论。

难道说,关注“日用之学”的二人喜欢讨论史事是一个共同点,以此更见二人重视“下学”之道?

伊川与横渠不仅喜欢讨论史事,对于时事、掌故也讨论很多,但总之都是道学在事物中之应用与体现,仍是“日用”之事。

我个人的意见,伊川之所以较明道更喜欢讨论历史,原因在于二程之学是一种前后补充而不断丰益的体系。

就好像,明道是千五百年后重新发现道学的开山,因此他的更大精力在于“辨惑”,将一些埋没的关键理论从庞杂的学问历史长河中一一拣选出来,并不断重复阐述这些根本观点。

正因为他是开山,因此没有退缩、妥协的余地,反佛、与荆公辩论,批评康节、温公都是如此。伊川与明道同时,对明道之发明,他也有不少贡献,但似乎仍是以明道为主,而伊川接受更多,与此同时,伊川不断补益这一新的道学体系。

伊川以更加宏观、更加细致的概念,丰富道学,如所谓“一”就是“道”更为抽象的形容,而“日用”、“天理人欲”对言,则是对道学更加细致地分析和演化。其解决的问题在于,为二程创立的道学完成“下半场”,对明道所谓的“见乎德行”“义以方外”进行更加细密地阐述、方法提炼和案例展示。

所谓“日用之学”,“格物致知”的内涵和“易传”的发明都属于这一范围。

明道+伊川,才让孟子之后的道理心性成为一套驳不倒的新儒家。

伊川的这一努力也解决了张横渠对二程的批评——“失之于快”。“失之于快”很容易成为像邵康节那样的学问,或者成为二程十分忌惮的佛学、禅学。后来一些学者说,陆象山之心学,溯源于明道,朱子之理学,则以伊川为正宗。

按照我个人的二程语录读后感,此说无疑符合对二程的观察,明道正是发明了道学根本,还未来得及做好“下学”和“日用”,而这点,伊川补齐了。

尽管明道与伊川存在区别,但朱子完全不认同将二程再做区分,这一点,很能看出他对二程理学理解得深刻程度。他还将周濂溪、邵康节纳入这个体系,更将似乎比二程还要讲究实体工夫和下学修为的张横渠纳入其中,实在算得上丰功伟业。但以我浅显、庸俗的认识看来,周、邵之学,在二程看来八成都算不上“学”,更何况将他们纳入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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