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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李泽厚:但开风气不为师

读书 2021-11-19 22:13:11

李泽厚(1930年6月-2021年11月2日)

邓晓芒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之邀,为李泽厚先生追思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一代哲人李泽厚先生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他却给国内学界带来了一股“静悄悄的”、却又永远抹不掉的哀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不论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有人能够忘得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是谁在一片思想废墟中冲天而起,在哲学的高空发出了“建立主体性论纲”的第一声鹤唳,以康德哲学为切入点,在人类知、意、情三个方面为人性的复归和发扬开启了新启蒙的征程。

对于与我同龄上下的整整一代学人来说,李泽厚这个名字就是与理论的创新、趣味的复兴和文风的革新分不开的。

在以往数十年的教条主义禁锢之下,学界沉寂得太久了,李泽厚的横空出世,使那时的青年学子们激情澎湃,几乎个个都跃跃欲试。

大家突然发现,居然有那么多荒芜的空地等待着我们去驰骋、去开垦!

回想起1979年,我还是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一名搬运工,办了一张湖南省图书馆的免费借书证,借得最多的是美学方面的书。

那时“四人帮”倒台不久,能够开放外借的书还不多,其中有《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编辑部所编的《美学讨论集》六卷,我最早就是从这套书中得知了“李泽厚”这个名字。

六卷文集收录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场国内美学大讨论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对朱光潜的美学观点的围攻。

说实话,我当时对朱光潜的观点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大体上符合我自己的审美感受,只是在理论上还有不够完善之处;而对那些围攻者大都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在扣大帽子,不讲道理。

但唯有李泽厚对朱光潜的批评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思想出发,显出了相当的学理性,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我也不同意李泽厚的观点,认为他的“社会的客观”虽然比蔡仪的“自然的客观”稍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真正解决美的本质问题。

我利用当年刚刚考完研究生、正在等通知的一段时间,通读了这六卷文集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针对李泽厚的《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一文,写了一篇18,000字的商榷文章,反驳他的观点,顺便也指出了朱的漏洞。

文章写成后,我当即寄给了泽厚先生,原以为由于措辞尖锐,可能不会收到回音。没想到泽厚先生不久就给我这个小小的搬运工回了信,信中承认他们当年那场争论的层次不够高,他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改进;并指导我在美学的学习上还应当看哪些书。

李泽厚当时已是国内学术界的一等明星,他能够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如此包容,令我十分感动。

恰好这时李泽厚的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出来了,我立刻买了一本,花半个月的时间读完,做了密密麻麻的楣批,有赞同,也有质疑。

因为我考的研究生方向正好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泽厚先生这本书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该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对康德哲学作系统研究和阐释的书,其中特别触动我并影响到我后来的致思方向的,是由康德自然目的论中引出人类学视角,并与早期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相贯通的独特思路。

后来我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毕业后留校,在美学教研室刘纲纪先生(泽厚先生的合作者)手下任教,期间翻译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而所做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康德人类学的核心——判断力批判》,在导论中第一个小标题则是“人类学立场是开启康德哲学的钥匙”。

当然,我后来通过自己对马克思的早期手稿的钻研,在对“实践唯物论”的理解上已经与李泽厚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分歧,并在与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中提出了“新实践论美学”的构想。

但我至今仍然承认,整个实践论美学在国内最早还是从李泽厚那里发源的,他也是国内第一个(1956年)把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入美学研究中来的学者。

在中国学界,李泽厚还有多个“第一”。除了上面提到的为80年代的新启蒙打出了第一面“主体性论纲”的旗帜和第一个引进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来研究美学问题之外,他还第一个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据说国外有人先提出,但在国内是李泽厚首度发声),第一个主张对外来文化要“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体,儒家情感为用),第一个提出“人化自然说”来解释美的本质,第一个提出“美感的二重性”(个体直观性和社会性),也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学本体论”(包括“工具本体”和“情本体”)。

这些新颖的提法极具争议,长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可以看出,所有这些“第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是一个个的矛盾结合体,因而按照对立统一的规律而处于运动发展中。

这表明泽厚先生具有极其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当时理解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有种自觉的掌握和运用。

但这种方法也有利有弊,利在可以避免片面性,双拳出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缺点是容易导致自我冲突而解体,断为两截。

如何能够走出这种困境,这正是泽厚先生毕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他留给后来学者的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甚至可以看作他的一个方法论上的理论贡献。

我们看一个学者的贡献不但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也要看他提出了什么问题,甚至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例如康德的哲学就是这样。

在这方面,泽厚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他从来不说他解决了什么理论难题,也不说自己建立起了什么无懈可击的体系,他提供的只是思路,他指出的只是大致的方向。

因此他做的不是学院派的严格学问,而是保持着活泼泼的日常生活气息的新鲜思想。

他关心的是“中国民族的哲学贫困时代应该结束”,他希望的是:“我将退场,但中国哲学该登场了”。

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思想家,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一辈子都在思考,但从来不拉门派,总是独自一人,他践履的是龚自珍的人生态度:

河汾房杜有人疑,

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齮齕,

但开风气不为师。

邓晓芒于2021年11月5日

《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

邓晓芒,易中天著

高高国际出品

作家出版社 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东西方文化中的美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比较,勾勒出一条极为清晰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东西方美学发展脉络,显示出东西方美学不同的内在精神特质,并指出东西方美学思想在当代相互靠拢、融合的发展趋势。

就此提出鲜明的美学观点:美学是人学,解开美学的秘密,归根结底是探索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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