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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集》笔记(2):浩然之气

读书 2021-05-01 11:59:35

(中华书局出版的“理学丛书”本《二程集》书影)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端伯传师说“拾遗”部分共八条,皆为程子论“气”。论“浩然之气”条云:

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道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

“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义也。(*杨遵道所录伊川语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语)

此处的浩然之气,类似于俗语所说的“底气”。配义与道,底气如果不是正义,便会气馁,没有底气。是集义所生,底气的养成正在于集义。

而“集义”的意思,程子已经说了,谓“事事有理而在义也”,合理合情,才是所谓“集义”(义者,宜也)。

若不是合理合情,也生不成“底气”。

合理合情,又并非虚的,体现在事事上。其实正是阅历。阅历中的合理合情,让人有底气。若不然,既非“义”,也就是不合情,过分;又非“道”,也就是不合理,悖逆,便没有所谓的“气”,也就是底气、浩然之气。

告子外之者,告子以为“底气”来源于外在的积累,也许指的是外人对其在“事”上的评价、议论,肯定或否定。

程子说他“不知义”,是说他自己没有标准,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只是凭着外部评价而定,这的确是“不知义”也。

所谓的“气”只有这一种气,即浩然之气。养气,就是养这唯一的浩然之气。气与性之气,也是为了浩然之气,而不足或被污染的“气”是不存在的。

程子在这一卷中还提到: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按,对越,颂扬的意思,大概的意思是以天德与自身比照)。

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一作性。按,即谓“可谓尽性”)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孟子去其中又发挥浩然之气,可谓尽矣”,这句话如何理解?

“浩然之气”既然是“配义与道”又是“集义所生”,那么率性、修道是不是可以等同于养浩然之气呢?是不是因为养得浩然之气,而算是修道、率性呢?

“忠信所以进德”,正是“配义与道”,忠信即是“义”与“道”。

“终日乾乾”,正是“集义”。

程子此语似乎就是在说,率性、修道,正是“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也就是“配义与道”和“集义所生”,修道、率性,即是“养浩然之气”。这是一件事。

“上天之载”云云至“其命于人则谓之性”,都是所谓的“名德”(参下条引文,名其德也)。

本卷程子的另一条语录谓:

王彦霖问:“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忧’,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惧’,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尔,其理一也。

得此道而不忧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忧,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忧谓之知,不惑谓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达道之大也。”

其实说的都是一件事,天、易、道、神、性,都是一个“理”。

既然一个“理”有这么多名字,彻上彻下都是如此,又为何有这么多“名相”徒为增加混淆?原因是,理不可见不可捉摸,不是实体,但又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能够识理、能够体道,在于从实际事物上获得。

所以才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只能这么说。

当人物实体不存在的时候,你不能说道理不存在。道理是“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但“无物”便不能体道识理,只有在实际人、物上才可见得道理,感受道理。所以,“器亦道,道亦器”。不可离器而言道,也不可离道而言器。道,不分过去未来,也不分你我,都是一个。

为什么说“不诚无物”?为什么程子说“诚合内外之道”?(同卷,P9)

诚,即道,道之“名德”尔。

道无内外,所以“诚”当然是“合内外之道”的;道与物不离,都是一事,道亦器,器亦道,所以“不诚无物”。这意思大概相当于在说,没有道就没有物。

你不能说某一个物,它只是个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完全和道理不沾边。一只杯子所以是杯子,是因为杯子之“理”就是这样的。没有杯子之“理”便无所谓杯子,只有“杯子”,而没有杯子之“理”,那杯子也就不是杯子了。

不诚无物,实际上还是说,“物”(器)与“理”(道)不可分离而看。

总之,道是一,气也是一,道与气实际是一事,区别在于,道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养浩然之气者,正是修道,只有这样才是“为道”,道才不是形而上,虚无缥缈不可言说。有了这个大前提——道气皆是一,才有所谓“自得”为“得”。没自得,便不是道。

另外的一点是:“自得”并非“以我为道”,而是“以道为我”。“以我为道”,只是肆意妄为,为自己放肆的行为找借口,而“以道为我”,才能将我溶于道中,也便没有了“物我”之分——因为万物皆是道也——也才能以“万物之心”为“我之心”,才有先觉觉后觉,使民自新之可能。

不然只是自私自利而已。

从这个角度而言,明明德固然很难(如朱子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新民更难,难在若不能以道为我,便不可能有使民自新的能力。

又,关于气的理论,二程并不擅长,大概在张载之后,理气之说才真正完备。这一点从本卷程子论气与性一条,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P10)便能看出来。大概也是如此,伊川后来才说,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

——此待以后考察。

但程子,不管是明道还是伊川,从论“浩然之气”一条也可以看出,其牢牢把控着“理一无二”这个关键点,足以统合各类“名相”,而进一步发挥自得、涵养、内外之说。这正是二程的融通、厉害之处。

“大小大”,宋人语录中常见的一个词,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所有、一切”的意思。如“大小大事而只曰”大概相当于“所有的事都这样说”的意思;“大小大分明”相当于“所有的都很分明”。

不知是否?

“端伯传师说”,朱子在目录下注云:李籲(yu,去声),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语录,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故今以为首篇。这是李籲记载的语录为何排在遗书首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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