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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介 | 《烈火中的考验》: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起点

读书 2021-04-05 09:36:57

《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

作 者: [美]埃里克·方纳

译 者:于留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林肯奖获奖作品我们还需要另一本关于林肯的著作么?是的,我们需要——如果这本书是由像埃里克·方纳这样学识精湛的作家所著。

——戴维·雷诺兹《纽约时报书评》

  • 本书是由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教授撰写的集中考察林肯关于奴隶制的思想和政策演进过程的著作。
  • 方纳指出,林肯伟大的本质是他在政治和种族思想上的成长能力。这一看似毫不惊世骇俗但极富历史洞见的结论,解构了萦绕于林肯身上的无数迷思,还原了历史上鲜活真实的林肯形象。


    林肯反奴隶制思想的起点在哪里?这是所有相关研究必须要回答的难题。早期的很多林肯传记都认为他从小就对非裔美国人怀有纯粹的善意,并梦想成为“伟大的解放者” 。方纳认为这种解释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因为林肯很少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留下的私人资料非常少 。他从林肯早期所生活地区的整体环境和氛围入手,对其奴隶制观念进行了合理推断。

    林肯于180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7岁时随全家搬至印第安纳州的西南部,1830年又迁往伊利诺伊州的中部。

    这三个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奴隶制,但并没有被奴隶制所控制,因而形成了一种对奴隶制既不激烈反对、又不狂热支持的克制性的政治氛围。当地居民对奴隶制的反感主要是非道德层面上的,他们认为奴隶制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使没有奴隶的农场主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种族主义又根深蒂固,这三个州都制定了严格否定黑人公民权的法律,并曾立法阻止自由黑人的进入 。而且,林肯与非裔美国人接触甚少,只有两次目睹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经历。

    因此,方纳谨慎地指出,早年的生活经历,使林肯成为奴隶制的“偶然的反对者”,他相信提高社会地位的最好途径是自由劳动,而非获得奴隶。这就是林肯此后对奴隶制的观念和行动的起点 。

    电影《青年林肯》剧照

    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他逐渐成长为伊利洛伊州辉格党的重要成员。

    在这段时期内,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基本没有变化。他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不公正和坏政策(bad policy)基础之上的,但宪法中与奴隶制有关的妥协条款必须被遵守,而且联邦政府无权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除非联邦和宪法遭遇危险;他谴责废奴主义者,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将黑人殖民到海外;他几乎没有谈及黑人的权利问题,认为黑人并不属于美国公民 。林肯的这些观点是大多数辉格党人相差无几,他曾表示自己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与该党领袖亨利·克莱(Henry Clay)完全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政治被以平民为导向的两大现代政党所控制,而强调政党忠诚和政治行为的组织性则是现代政党的主要特征 ,林肯作为辉格党的忠实支持者,其对奴隶制的看法当然与辉格党主流思想相差无几。

    在这个时期,林肯还留下了其反奴隶制生涯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污点”。1847年10月,林肯曾担任奴隶主罗伯特·马斯顿(Robert Maston)的辩护律师,要求一名女性黑奴和她的五个孩子重归奴隶身份。

    在本书中,方纳几乎从未对林肯的言行做出对错与否的评价,唯独此案是个例外。方纳指出,从生计压力和职业发展角度来看,林肯都没有承接此案的必要,因为他当时已经在伊利诺伊州律师界闯出了名堂,并准备前往华盛顿就职国会议员。更重要的是,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北部人所接受,以萨蒙·蔡斯(Salmon Chase)为代表的一大批律师充分利用各种逃奴案件来打击奴隶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林肯仍在奴隶制问题上保持这缺乏道德感的中立,这似乎是难以接受的 。

    1854到1860年间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他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家转变为北部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这个时期,随着北方社会中反对奴隶制情绪的高涨,林肯对奴隶制的反对也日趋激烈。他开始使用废奴主义者的话语从道德层面强烈谴责奴隶制,主张以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干涉奴隶制,宣称建国之父们拥有坚定的反奴隶制信条,并大力鼓吹“自由劳动”,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攻击奴隶制 。

    林肯的这些观点算不上激进,在新成立的共和党中,很多人都秉持同样的理念。

    与奴隶制观念相比,林肯在这一时期的种族观念似乎没有什么“进步”。1858年,林肯在与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时,曾留下了一段广受争议的言论:“我无意实现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平等。在我看来,这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生理上的差异将使二者永远无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如果二者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地位必须要有高下之分,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都认为白人应该处于较高的地位。

    ” 此论成为林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引发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

    林肯-道格拉斯辩论纪念邮票

    理查德·斯泰纳(Richard Striner)认为林肯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家”,其种族主义言论都是迎合听众的权宜之计,以掩盖其种族平等的真实想法,实现其政治目标 。

    小勒农·贝内特(Lerone Bennett, Jr.)则认为此论点充分表明了林肯白人至上主义的观念,他虽然把《独立宣言》挂在嘴边,但是只承认黑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一直不愿考虑黑人的公民权(citizenship) 。这其实是林肯研究中两种相反流派的极端体现,前者认为林肯是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和实现种族平等的“伟大解放者”,这种观点在内战后就兴起,一直持续至今 ;后者则极力打破林肯“伟大解放者”的神话,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奴隶制的废除是多种原因所致,并非是林肯个人的功劳,这种观点在20世纪 60年代兴起,深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

    方纳承认,林肯的确怀有种族偏见,他在私下里经常使用“黑鬼”一词,认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只能享有自然权利,不能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但他又指出,林肯的这些观点其实非常普遍。在内战前的美国社会,流行一套独特的权利观念。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是指《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公民权利(civic rights)的基本内容是个人自由、人身和财产得到保护的权利,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核心是选举权。

    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尤其是共和党人,都支持黑人拥有自然权利和基本的公民权利,但反对其拥有政治权利。“社会平等”(social equality)意味着要支持种族间的通婚,这遭到了绝大部分美国白人的反对,几乎所有的州都立法对其禁止。而且,绝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都认为反对奴隶制与反对种族主义之间没有系统的关联 。

    由此,方纳指出,“种族是我们的困扰,而不是林肯的” 。

    这可能是本书中最为大胆的结论,但也是对19世纪上半期历史语境的准确概括。在当时,种族主义是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所共同分享的一种意识形态,并非是林肯个人所特有的观念;种族平等才是一种边缘性的极端思想,只有极少数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秉持这一理念。内战前所发生的诸多有关奴隶制问题的论争,都很少谈及种族问题。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完全平等只是民权运动以来,人们针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提出的要求,以现代的种族平等观点来苛责林肯,无疑是脱离历史语境的“隔阂肤廓之论”。

    内战期间是林肯政治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林肯的奴隶制和种族观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长期以来,林肯一直被视为《解放宣言》的缔造者。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林肯的“伟大解放者”身份遭到了黑奴自我解放理论的严重挑战。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认为林肯在黑人解放过程中一直是被动和迟疑的,黑人在内战之初的持续逃亡,迫使其走上了解放奴隶之路;“从法律视角来看,《解放宣言》没有解放一个黑奴”,大量的黑奴通过逃跑、暗中破坏种植园、参加当地的起义、为联邦军队服务等方式完成自我解放的。

    20世纪80年代,这种理论在美国社会史学家中一度获得了正统学说的地位。但是,以知名内战史学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坚持为林肯辩护,认为林肯的坚定的反奴隶制思想、娴熟高明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对联邦军队的成功指挥,是奴隶制最终得以废除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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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纳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观点的综合。

    他明确指出,奴隶向联邦军队控制区的逃亡、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压力、消除欧洲干涉的愿望、不断增加的人力需求、边界州对林肯的渐进废奴方案的反对等诸多因素的合力,迫使林肯走上解放奴隶之路。但方纳同时指出,林肯并没有完全被这些事件裹挟着前进,而是表现了足够的自主性。早在当年7月,林肯就向内阁成员提出了原始版本的《解放宣言》 。《解放宣言》颁布之后,林肯就成为奴隶解放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战时重建方案中明确指出,回归联邦的各州必须在宪法中废除奴隶制。

    1864年夏,北方士气降到最低点,与南部进行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林肯则坚决捍卫《解放宣言》,拒绝与南部和谈。此后,林肯还努力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以确保从法律上彻底废除奴隶制 。

    在内战期间,林肯的种族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黑人士兵的英勇表现以及与杰出黑人政治活动家的会面,削弱了林肯的种族偏见 。而且,林肯开始考虑给予黑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1864年3月,林肯曾建议路易斯安那州将那些有才智的黑人,尤其是为了联邦英勇奋战的黑人纳入到选民队伍之中。

    1865年4月11日,林肯在其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承认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公开赞同有限的黑人选举权。但毋庸置疑的是,林肯从未成为完全的种族平等主义者。在私下里,他继续使用“黑鬼”(nigger)和“黑佬”(darky)这样的词语,并讲述具有种族色彩的幽默故事 。

    总之,从19世纪30年代到1865年,林肯逐渐从一名奴隶制的“偶然的反对者”成长为《解放宣言》的签署者和捍卫者,从一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转变为黑人选举权的提倡者。

    林肯的“成长”并非直线前进的,他始终不是反奴隶制事业的先行者,即便在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之后,他依然继续宣称自己更倾向于渐进地废除奴隶制。终其一生,林肯始终没有成为种族平等主义者。但是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种族平等观念来苛责林肯,因为在奴隶制势力无比强大、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19世纪上半期,林肯在奴隶制和种族观念上的每一点成长都是一场“烈火的考验”。

    埃里克•方纳

    【本文节选自《世界历史》2015年04期文章,作者杜华,见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12日推送】

    烈火中的考验8.5[美]埃里克·方纳 / 2017 /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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